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韩鸿翔
同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相比，我国法官素质和公信度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我国法官待遇和地位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个低”是对我国法官在社会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真实折射。
一、“两个低”形成的历史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文化传统，法律意识基础也非常薄弱。相反的是，人治思想基础非常浓厚，“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为不忠”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心中君权至上的思想。在诉讼断案方面，老百姓心中也是包公、海瑞等清官情结。其实，人们心中的包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官，他集警官、检察官、法官和执行官于一身。在包公身上人们所向往的是公道正派和为民做主，而不是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法官居中依法公正裁判、司法为民。司法为民和为民做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民做主固有含义便是：“父母官”以权力为依托，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至于权力运行是否合法，是否遵从既定程序，权力运用的方式能否普遍适用，则在所不问。“权大于法”至今仍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人们对法律（法治）的信仰远不及对权力的信仰。
经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短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时期，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在君权至上、法为权用的人治思想传统。既便在1954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后，法治思想的萌芽还未形成，就被后来十年文革的惊涛骇浪所淹没。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才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党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提出的。
在这种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生活实际中，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为自己寻求救济之时，通常想到的是找“中间人”来管一管，对于诉讼比较“厌恶”，不到万不得以不为之。在当今，人们对自己权利的救济还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有矛盾纠纷往往想到的不是找法官，而是上访告状，找“县官”、“市官”、“省官”，甚至“告御状”，即便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也不例外。人们总希望能换一个更大的“官”来把这些个“小官”管一管，治一治，为自己做主，为自己出气。他们深信“权大于法”。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也不难看出，人治思想在人们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巨大影响，而法治思想在群众中的基础却是多么薄弱。
在中国古代，在职位设置上没有真正意义的法官这一职位。法官和行政长官融为一体，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县、州、道、台等各级长官皆可坐堂问案并依律决讼断狱。现在人民法院的前身向前可一直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在一些地方的农会才成立过审判土豪劣绅的法庭、审判委员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成立过中央最高法院和省、县、区各级裁判部。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萌芽。[1]审判机关诞生之初，便是以中央政府对敌斗争工具和对内调解矛盾机关的面孔而出现的，他属于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后，人民法院根据规定才不再隶属于政府，不再向其报告工作。但是法院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且当时对法官任职条件、待遇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也没有另行规定。现实当中，法官一直是参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管理的。既便2003年《法官法》诞生后，其规定也未被很好地落实。
由于这一系列历史原因，包括法律文化传统因素，至使一直到今日全社会民众看来，法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一般工作部门并无多大差别；法院工作人员（法官）在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方面，与一般公务员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正是这种社会责任和人员素质的无差别，最终决定了待遇方面的无差别。于是，相对国外成熟法治国家而言，我国就出现了法官“两个低”的现状。
二、法官的素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法官 “两个低” 的现状是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与之相悖呢？
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自此，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建设转向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立法数量大量增加。要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宏观调控，国家必须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只有公平才能激发创造力，只有有序才最大限度地避免财力内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要做到公平有序，就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用法律确定各方权益，规范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只要存在竞争，就会存在纠纷，要使纠纷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得到解决，就离不开法官通过司法程序依法居中裁决。公平合法有序同样也是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还负有审查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裁判权。在历史中形成的，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可以认为，法院承担的社会职责相对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门而言，越来越重大了。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大量立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层出不穷，国务院及各部委、各地方人大、政府的各种法规、规章更是多如牛毛。所规范的内容不限于上文所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婚姻、家庭、侵权等基本的民事法律，涉及政府各个管理领域的行政法律，以及规范法官和当事人行为的诉讼法律也越来越细化。早期法律秩序通常能够在没有通过适当训练而获得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的情况下得经维持。但是，现代社会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法律规范也变得愈来愈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伴随着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广泛化和复杂化以及相应对纠纷的解决提出更高的要求，法院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大，早期的未经培训的经验型法官已逐渐让位于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型法官。不管懂不懂法律，只要进了法院熟悉两年都能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纵向比较。
同时，相对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进行横向比较而言，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也更为提高，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析得出：
（一）人之常情，理之所在。法官作为双方当事人纠纷的裁判者，处理纠纷理应比双方当事人看问题更全面、更深刻、更在理、更能服众；否则，就不称为法官。故此，法官的素质相对而言，在总体上应高于检察官、律师、以及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此三者，常常是案件的当事人。
（二）、法官不但是处理纠纷的裁判者，而且是终局裁判者。当人们行为出现侵权、违约或其他不当之时，包括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违合法性、合理性或正当性之时，相对人可以到法院找法官寻求救济，法官可依法纠正之。可是，如果当法官的行为不当之时，又有谁来纠正。这是司法终局决定的。因此，法官应当是高素质的，既包括能力，也包括良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的不当行为。
（三）、现在提倡处理纠纷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两个效果都良好，最终当事人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当事人包括的范围太广泛了，一般群众、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都可能成为当事人。这就要求法官能够针对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做思想工作，会说理，说的在理，不仅能讲法理，还能讲情理、道理、伦理，并且能讲到当事人的心中。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高超的表达能力，甚至还要有敏锐的政治智慧。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低素质的状况已不能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官素质亟待提高。那么，法官素质提高到多高才可以？这无法用一个“尺子”去量，但总的目标是达到“令人敬佩”。
三、法官素质与待遇
提高法官素质的方法和渠道有很多，但从根本讲只有两个：一是法院系统内部花费必要的人力物力，提高现任法官素质；二是直接从社会上录用或调入高素质法律人才，逐渐添补法官空缺，逐渐从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第一种方法是解决目前法官素质低的临时举措，从长远来看，第二种方法才是最终提高并保持高素质法律人才从事法官职业的根本之道。道理很明显：法官素质高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相对全社会而言，因此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国家也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法官队伍。另一面从社会上吸收人才，也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节约高素质法官产出的投入成本。
当全社会都在要求公平和正义之时，当提高法官素质成为当务之急之时，当法院需要引进、挽留高素质法律人才之时，有关法官待遇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无法让人回避的问题。我国法官待遇低，已被普遍共认，也已被当前的法官不断流失的实际状况所证实：“近年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其中多数是从西部地区流失的。”“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首选律师，其次是大公司，最后才是法官。”“律师和法官在待遇等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2]
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度北京执业律师已突破1万名，这些律师的行业收入突破50亿元。业内人士保守估算，这1万名律师中至少有200名的个人资产已达到了千万富翁水平。这就意味着，每50名北京律师中就能诞生一个千万富翁。粗算下来，北京律师年均收入可达50万元。[3]律师界这样高的收入，法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哪里价格适中，效益好，资源就自然向哪里集中。人才资源的配置亦然，哪里劳动力价格高，人才自身的价值展示得越充分，人才就会流动到哪里。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国律师界的收入在总体上远高于法官收入，因此，在我国形成了律师水平高于法官水平不正当局面。就单从这一点讲，让两个针锋相对的高素质的律师在低素质法官的裁判面前“胜败皆服，案结事了”，谈何容易？
这就出现了法官的经济待遇与其责任、义务不相对等的现状。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工资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国家应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法官的工资序列一直是按公务员的序列进行管理的，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体现不出责任的重大和职业的神圣。而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审判行为作为一种复杂劳动，本身具有的责任特别重大，负担较重。法官审理案件，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那只是处于风暴眼之中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平静。实际上，法院的判决稍有闪失，各种社会矛盾随时有可能呼啸而来。而与其相对应的律师工作则比较轻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职业，对比显明，“法官下岗当律师”这一本末倒置现象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培养法官的廉洁作风笔者也提倡，但法官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还是要同自己周围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受着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仅加强对法官廉洁自律的教育是不够。人们曾说“法官要耐的住寂寞”，不错，法官应该约束自己的业外活动，不作与法官身份、职业相悖的事情，但是法官最起码的生活质量要保证；法官不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但要自己请得起自己；不要出现法官因为不能支付自己子女上大学所需的费用而离职。
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应当从提高法官待遇入手，使各级法院逐步引入与留住有经验的、合格的、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激励现任法官加强自修，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法官职位的需求。 “改善法官待遇。这并不是法官自利欲望驱使所至而提出的改革，而是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提高待遇能带动法官素质提高，带动纪律严肃，树立法律权威。”[4]美国作为发达的法治国家，为留住有经验的高素质法官和引入优秀的律师担任法官，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在法官待遇方面可为他国之楷模。美国联邦法官“一经任命不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而且享受高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3-5倍丰厚的经济待遇，由此培育出的法官队伍使得他们忠于法律，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始终保持执行案务的公正性和执行职务的廉洁性，自觉地践行法律，以体现法律的权威。”[5]即便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院约翰•罗伯茨在2007年度报告中陈述：“也决心继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二十年的追求：为使联邦法官得到合理的薪水”，还在努力呼吁国会增加联邦法官的收入。[6]
法官待遇包括方面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待遇；二是身份待遇。经济待遇即工资的多少，身份待遇即社会地位和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中经济待遇占主要方面。
关于印发宜昌市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的通知
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宜昌市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的通知
宜府办发[2009]05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宜昌开发区管委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的通知》（国办发〔2007〕69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的通知》（鄂政办函〔2008〕79号）精神，切实抓好我市的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宜昌市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八月十九日
宜昌市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依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以人为本、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康复为一体的反对拐卖妇女儿童（以下简称“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发生，最大限度减轻被拐卖妇女儿童遭受的身心伤害。
第三条 建立反拐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加强协作配合，健全反拐工作协调保障机制，全面落实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第四条 成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蒋国平同志担任组长；市委宣传部、市委综治办、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委、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劳动保障局、市交通局、市农业局、市卫生局、市人口计生委、市工商管理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局、市广电局、市新闻出版局、市法制办、市外事办、市扶贫办、团市委、市妇联、市总工会、武汉铁路局驻宜单位等部门和单位为成员单位。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保障措施
第五条 市反拐工作联席会议由成员单位组成。市公安局为牵头单位，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市公安局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成员为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刑警支队支队长兼任，各成员单位指定一名联络员为办公室成员。
各地要加强对反拐工作的领导，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
第六条 加强反拐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加挂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牌子。
第七条 完善反拐工作制度。针对反拐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完善相关制度，加强预防、打击犯罪和被解救妇女儿童救助、康复工作提供依据。
第八条 建立反拐经费保障机制。各有关部门开展反拐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各有关部门年度预算，由同级政府予以保障。同时，争取社会团体、公益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助，争取国际援助，多渠道募集资金。
第三章 宣传和预防工作
第九条 宣传部门统筹反拐宣传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分阶段、有重点地开展反拐宣传，推动全社会树立提高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意识，营造良好的反拐氛围。
第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增强群众反拐意识，提高妇女儿童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一条 广播电视部门采用新闻、访谈、专题、专栏等节目形式，普及反拐知识，交流康复措施，宣传反拐工作。
第十二条 文化部门鼓励和扶持创作反拐题材的文艺作品，组织文艺演出团体深入社区、村居宣传演出，提高群众反拐意识。
第十三条 教育部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保障适龄儿童特别是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防止其过早流入社会。做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工作，有效解决外来务工子女入托、入校问题。在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反拐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中小学生的防拐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四条 铁道、交通运输、人事、劳动保障部门在车站、码头、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流动人口聚集场所发放反拐宣传品、设置警示标识，加强反拐宣传工作。
第十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结合职能开展反拐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妇女儿童防拐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六条 民政部门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和查找不到生父母弃婴的救助安置工作，加强对易被拐卖人群的援助工作和就业能力训练，帮助贫困妇女儿童解决生活困难，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妇女儿童纳入低保范围，为贫困妇女儿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第十七条 扶贫部门贯彻国家开发式扶贫政策，加大对农村贫困妇女的扶持力度，充分利用现有教育培训资源，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教育和务工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妇女脱贫致富能力。
第十八条 铁道和交通运输部门提高从业人员的反拐意识，采取措施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第十九条 监狱、劳教部门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犯和劳教人员的教育和改造，减少和消除其重新犯罪的因素，降低重新犯罪率。
第二十条 工商管理部门会同人事、劳动保障等部门严格执行相关行业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制度，依法取缔非法中介机构，打击发布虚假劳动信息、虚假征婚广告等违法行为。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密切关注拐卖犯罪的动态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人口管理、户籍管理和场所管理，堵塞漏洞，严格防范拐卖犯罪。
第四章 打击和解救工作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建立、完善打拐工作机制，定期分析研究本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形势，研究制定打防对策。同时，结合职责分工，对相关警种民警加强反拐培训，提高其防范、发现、控制、打击拐卖犯罪及解救、安置拐卖犯罪受害人的业务能力。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依托公安信息网，建立和完善拐卖犯罪信息系统、失踪人员信息系统和DNA信息系统，利用信息化和高科技手段，提升打击、解救工作水平。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密切关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形势、特点和动向，加强对重特大和系列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督办、指导和协调力度，适时组织开展区域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依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建立健全举报制度，通过设立打拐热线、反拐信箱等方式，鼓励群众举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广辟线索来源，打击和震慑拐卖犯罪。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登记、管理和保护工作，由居住地派出所建立专门档案，跟踪了解被解救妇女儿童的生活状况，必要时协调当地民政部门和妇联组织解决其遇到的困难。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加强口岸出入境和边境通道管理，严格出入境人员审查验证制度，加大对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的清查力度，及时发现涉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线索，做好解救外国籍妇女、儿童遣返工作。
第二十八条 铁路、交通运输公安机关加强与地方公安机关的联系，及时掌握拐卖犯罪动态，强化查辑堵截工作，提高打击拐卖犯罪的能力。
第二十九条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配合、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第三十条 监狱、劳教部门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犯、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鼓励坦白、检举、揭发拐卖犯罪行为，从中发现拐卖犯罪线索。
第三十一条 人事、劳动保障部门会同工商部门强化对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取缔非法中介，依法查处非法用工和使用童工现象。
第三十二条 文化、工商、公安部门加强对娱乐场所等行业的监管力度，依法查处容留、收买、介绍、强迫被拐卖妇女儿童从事色情服务的行为。
第五章 安置、救助和康复工作
第三十三条 民政部门参照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为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临时救助，帮助其解决实际生活困难。
第三十四条 劳动保障部门积极帮助不能或不愿意回原住地的受害妇女和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使其获得适宜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
第三十五条 卫生部门加强被拐卖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干预对策和康复治疗方法研究，及时为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第三十六条 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开展被解救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总结推广为救助妇女儿童提供法律的经验和做法，依法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七条 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为救助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专业服务。
第三十八条 人口和计生部门做好被解救妇女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工作。
第六章 实施、监督和评估
第三十九条 综治部门把反拐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内容，考评分数计入总分，结果作为综治年度奖惩兑现的依据。围绕反拐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落实各项重点整治和治安防控措施。对拐卖人口犯罪活动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地区，由主管部门提出建议，综合部门发整改通知书，情节特别严重的，实行领导责任倒查和“一票否决”。
第四十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贯彻《行动计划》、《宜昌市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以下简称《工作细则》）的实施意见和年度实施方案。
第四十一条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根据《行动计划》和《实施细则》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各成员单位年度反拐工作情况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后，向同级政府和上级联席会议办公室报告。
第四十二条 市反拐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对各地和各成员单位《行动计划》、《工作细则》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适时开展阶段性评估和终期评估。
各级反拐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对本地《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推动各项反拐工作的落实。
第四十三条 本工作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2年12月31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