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死刑案件的审理和救济程序十分复杂，持续十数年的案件并不鲜见。被告人在州法院被判处死刑后，可以上诉到州最高法院。如果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被告人在穷尽上诉救济手段的情况下，还可以诉诸人身保护令这种定罪后救济程序。
一、作为特别救济的人身保护令程序
人身保护令程序很早就出现在普通法中，该程序与刑事程序不同，是由被告人作为申请人，监狱长作为被申请人。1789年美国《司法法》规定了初步的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1867年，国会通过了州人身保护令程序，目前的联邦人身保护令法就是以1867年法案为基础设立的。
人身保护令程序是联邦法院审查各州刑事程序的重要途径，主要适用于死刑案件，因此可以被视为死刑的复核程序。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制，因此一些人也批评联邦法院利用该程序干预各州的司法，影响了判决的终局性。为了避免人身保护令程序在实践中被当事人滥用，国会在1996年《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法》中对联邦人身保护令法作出了重要修改，对申请时限、批准理由进行了限制，杜绝了连续申请，这些举措有助于实现联邦与各州之间司法权的平衡。
了解人身保护令程序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对全面把握美国的死刑程序很有裨益。需要指出的是，人身保护令程序主要涉及的是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正当程序问题。基于1996年《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法》的定位，要“将联邦人身保护令审查作为州法院裁判合理性的复核机制”，2012年帕克监狱长诉被告人马修斯案件（Parker v. Matthews）就是体现上述规定的教科书式的典型案例。该案例所涉及的证明责任分配，以及检察官陈词与正当程序的关系等问题，同样值得认真分析。
二、案件始末
1981年6月29日凌晨1时许，马修斯闯入与其分居的妻子马丽妮家中，当时马修斯的岳母克鲁兹也在家中。马修斯发现克鲁兹后，持枪射中克鲁兹的头部致克鲁兹死亡，然后在另一个房间发现了马丽妮。马修斯与马丽妮发生了性关系，后在早晨6时许枪杀了马丽妮。马修斯在当天上午被抓捕归案，当时他正准备清洗自己作案时所穿的衣服。警方还从马修斯家后院的隐蔽位置发现了杀人工具枪支。在警察局，马修斯拒绝就杀人行为作出供认。
大陪审团随后对马修斯提起谋杀罪的指控。在审判过程中，马修斯并不否认其杀死了两名被害人，但是辩称自己是在极度情绪紊乱时实施的杀人行为。根据肯塔基州的法律，极度情绪紊乱时杀人将使谋杀罪降格为一级杀人罪。
针对自己的辩解，马修斯指出，其与妻子马丽妮不幸的婚姻，是导致其极度情绪紊乱的原因。据马修斯供述，其与马丽妮时分时合，二人在分居阶段互相敌视，马丽妮定期针对马修斯申请保护令状。案发前，马丽妮还指控马修斯性侵犯马丽妮6岁的女儿，此举导致马修斯在监狱里呆了3个星期。同时，多名证人证实，马丽妮总是试图控制马修斯，并于二人分居期间在街道上呵斥马修斯。马修斯的母亲另证实，马丽妮让年幼的孩子深夜在马修斯居住的房间外哭泣，以此来刺激马修斯。马修斯还提供了一份专家证言，精神病医师李博士出庭作证指出，马修斯自称作案前曾经酗酒并且服用了安定和一种刺激性药物。根据李博士的诊断，马修斯作案时处于情绪调节紊乱状态，即，个体在多种压力作用下所体现出的暂时性情绪和行为紊乱，该情况可能暂时影响个体的判断力，进而导致焦虑、紧张、抑郁甚至自杀或者伤人等症状。李博士认为，马修斯是在极度情绪紊乱时实施的杀人行为。
陪审团最终认定针对马修斯的所有指控成立，马修斯被判处死刑。肯塔基州最高法院维持了定罪和量刑裁决，驳回了马修斯提出的37项程序错误主张。对于马修斯提出的最主要的主张，即，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在犯罪时并未处于极度情绪紊乱的状态。法院认为，有关马修斯犯罪前、犯罪过程中及犯罪后相关行为的所有证据，足以支持陪审团的判决。对于马修斯提出的检察官在总结陈词时存在不当行为的主张，法院未予采纳，但并未就此说明理由。
马修斯试图在肯塔基州提起定罪后诉讼，但并未成功。最后，马修斯根据联邦法典第2254条的规定，向肯塔基州西部辖区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人身保护令申请。马修斯主张，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驳回其诉讼主张的行为明确违反了联邦法律。该地区法院驳回了马修斯的申请，不过，第六巡回法院撤销了该地区法院的判决，并且同意对马修斯的申请进行审查。
根据《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法》的规定，除非肯塔基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违反或者不合理地适用了联邦法律，或者基于诉讼中的证据不合理地认定了案件事实，否则第六巡回法院无权签发人身保护令。第六巡回法院基于两个理由认定马修斯有权获得人身保护令。联邦最高法院受理该案后经审理认为，第六巡回法院的两个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三、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分配
第六巡回法院指出，肯塔基州最高法院不当地将证明极度情绪紊乱的责任转移给马修斯，同时控方未能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在犯罪时并非极度情绪紊乱。根据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盖尔诉肯塔基州（Gall v. Commonwealth (1980)）案件中的判决意见，对于马修斯提出的其在犯罪时极度情绪紊乱的主张，应当由马修斯承担初步的提供证据责任。如果马修斯提供的证据足以引起对该问题的合理怀疑，控方就需要承担马修斯在犯罪时并非极度情绪紊乱的证明责任。然而，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马修斯案件中背离了上述判决意见的要求，将证明极度情绪紊乱的责任完全置于马修斯。
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马修斯案件中的裁判理由，反映出第六巡回法院的上述意见有一定的依据。例如，该州法院指出，马修斯已经提供了其犯罪时极度情绪紊乱的大量证据，然而法院认为马修斯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信，并未指出上述证据未能产生合理怀疑，进而驳回了马修斯所提出的指控证据不足的主张。该州法院还认为，法院在威尔曼诉肯塔基州（Wellman v. Commonwealth(1985)）案件中已经指出，被告人没有极度情绪紊乱并非谋杀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控方无需对该问题提供确定的证明。在第六巡回法院看来，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基于威尔曼案件有关被告人极度情绪紊乱问题的处理原则来审查马修斯的上诉理由，违背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因为这种做法回溯性地适用了已经被修改的肯塔基州有关杀人罪的法律。
如果肯塔基州最高法院最初对证据的评估以及援引威尔曼判例的做法是驳回马修斯主张的唯一理由，那么，上述做法的确值得质疑。不过，该案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肯塔基州最高法院指出，审判法院对极度情绪紊乱问题的指示是适当的，同时，在案证据能够支持陪审团对杀人事实的裁决。审判法院对陪审团的指示要求陪审团排除合理怀疑地认定马修斯并非在极度情绪紊乱时实施犯罪行为。该案被提交给陪审团评议时，证明责任是置于控诉方的，陪审团了解证明责任的分配。肯塔基州最高法院还认为，现有证据足以支持陪审团的裁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于上述理由足以驳回马修斯的主张。
第六巡回法院还对现有证据支持马修斯不存在极度情绪紊乱的结论提出了质疑。显然，在法庭上基于诉讼证据得出事实结论，这是陪审团而非法院的职责范围。因此，除非州法院的判决明显不合理，否则，即使该判决无视被告人对指控提出的有效质疑，也不能基于联邦人身保护令予以撤销。
可见，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驳回马修斯有关证明责任问题的主张，是本案联邦人身保护令诉讼的关键所在。第六巡回法院注意到，李博士的意见认为，马修斯实施杀人行为时处于极度情绪紊乱的影响之下，并且在交叉询问阶段并未撤回该意见。
不过，该案中也有其他证据不利于马修斯。肯塔基州最高法院专门指出，马修斯提出的犯罪时极度情绪紊乱的主张与整个犯罪经过并不吻合。具体包括马修斯在作案当天借钱购买涉案枪支，在购枪之后等待数个小时才去马丽妮家；在杀死马丽妮的母亲后数小时才杀死马丽妮，等等。此外，马修斯在作案后的行为也与其上述主张不符，包括马修斯有步骤地藏匿枪支并清洗作案时所穿的衣物，随后向警方作出虚假供述，等等。由于李博士主张，马修斯的犯罪预谋及其对作案过程的明知，与其在极度情绪紊乱的影响下作案这一点并不矛盾，因此，第六巡回法院并未重视上述证据。不过，专家证言并不必然准确，陪审员们可以基于各自对情绪紊乱的常识性理解来审查判断李博士的证言是否可靠。联邦最高法院据此认为，第六巡回法院直接作出有利于李博士证言的认定，这种做法超出了自己的权限范围。更为重要的是，第六巡回法院并未考虑到，陪审团可能认为李博士所描述的症状并不足以基于肯塔基州的法律将谋杀罪降格为一级杀人罪，因为李博士曾经指出，许多人都面临压力和焦虑，或者面临着情绪紊乱的影响，但是显而易见，只有极少数人实施了杀人行为。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考虑到马修斯的精神状态与其行为的合理性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将极度情绪紊乱问题交由陪审团作出裁决并没有明显的错误，第六巡回法院有关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裁判意见缺乏法律依据。
四、检察官陈词与正当程序的要求
第六巡回法院的第二个理由是，检察官的总结陈词违反了正当程序的要求。该案中，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驳回了马修斯提出的检察官在总结陈词时存在不当行为的主张，但并未加以分析。第六巡回法院基于《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法》的要求，据此对肯塔基州法院的裁决进行审查。有关该问题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指达登诉维恩怀特（Darden v. Wainwright(1986)）案件的判决意见，即，只有当检察官的陈词影响到审判的公正性，因而导致定罪违反正当程序时，才能认为该陈词违反宪法。
第六巡回法院指出，检察官暗示马修斯与其律师和专家证人李博士相互串通，编造了马修斯犯罪时极度情绪紊乱的辩护理由。不过从检察官的庭审陈词内容看，检察官曾明确指出，其并非暗示马修斯与其律师和专家互相串通，因此，第六巡回法院认为检察官的总结陈词违反正当程序缺乏依据。实际上，检察官的陈词只是表明，马修斯可能在会见李博士期间有意识地夸大其情绪紊乱的情况。
合作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司法部
合作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1996年1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第一条 为了规范合作律师事务所的行为，加强管理，保障合作律师事务所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是依法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之一。
合作律师事务所由律师自愿组合，共同参与，其财产由合作人共有。
合作律师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第三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四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不得从事其他任何经营性活动。
第五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监督、指导。
第六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依法自主开展业务活动。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随意调用律师事务所的资金和财产，不得干涉律师依法执业。
第七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章程；
（二）有10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
（三）有3名以上的发起人。
第八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的所有专职律师均为合作人。
第九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合作会议制度，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条 合作人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规划；
（二）批准律师事务所主任提出的年度预决算方案，决定律师事务所的分配方案；
（三）选举、罢免律师事务所主任，决定吸收、开除合作人；
（四）决定律师事务所大型资产的购置和处分；
（五）修改律师事务所章程，制定律师事务所的规章制度；
（六）决定律师事务所的合并、分立、解散；
（七）其他由合作人会议决定的事宜。
第十一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依律师事务所章程产生，报司法行政要关备案。
合作律师事务所主任对外代表律师事务所，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合作人会议；
（二）组织执行合作人会议决议；
（三）主持律师事务所的日常工作；
（四）合作人会议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二条 合作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合作人会议，对律师事务所的重大事务行使表决仅；
（二）担任律师事务所职务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监督合作人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
（四）律师事务所终止时，依章程规定参加律师事务所剩余财产的分配；
（五）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三条 合作人承担以下义务：
（一）执行合作人会议的决议；
（二）遵守律师事务所的规章制度；
（三）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四条 合作人退出律师事务所时，律师事务所应当向其支付一定的退职费；但合作人因给律师事务所造成重大损失，被律师事务所开除或被吊销执业证书的除外。
第十五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聘用辅助行政人员时，应当与被聘用人员签定聘用合同。在聘用期间，为聘用人员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第十六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第十七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效益浮动工资制。确定合作人工资标准、等级时，应当考虑合作人的所龄、资历、办理法律事务的质量和数量等因素。
第十八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当按规定设立事业发展、执业风险、社会保障和培训等项基金。
第十九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当统一接受业务委托，统一收取服务费用，统一入帐。
第二十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据司法行政机关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人事、财务、业务、收费等内部管理制度，并报住所地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第二十一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存续期间，其财产不得随意转移和挪用。
第二十二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当按规定向司法行政机关报送经审计机构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
第二十三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依法纳税。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当解散：
（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足三人，且在三个月内未能补齐的；
（二）律师事务所的财产不足10万元，且在三个月内未能补足的；
（三）合作人会议决定解散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解散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解散或吊销执业证书时，应当对律师事务所的财产进行清算。
清偿债务后有剩余财产的，由合作人依照章程的规定分割。
第二十六条 清算期间，合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得执业。
第二十七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终止时，尚未办结的法律事务，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解决。
第二十八条 合作律师事务所终止后，文件、财务账簿和业务档案应依照规定移交司法行政机关保管，印章由司法行政机关收回。
第二十九条 设立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司法部1988年6月3日颁布的《合作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