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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住房分配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1991年4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2001年1月9日发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95号将本文废止）


第一条 为了搞好住房分配工作，纠正住房分配中的不正之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职工住房困难由职工所在单位负责解决。无单位归属的居民由户口所在地区政府负责解决。
第三条 住房分配实行先售后租的原则。
第四条 住房分配首先面向居住特别困难户（以下简称居住特困户）。居住特困户的条件，根据《上海市解决居住困难户住房暂行办法》和有关规定确定，并优先解决。
第五条 居住困难户和其它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对象的条件，由各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六条 离休干部的住房分配，按沪委组（82）第866号文办理。退休职工的住房分配，按《上海市老年人保护条例》“对退休前住房有困难，退休后仍未得到改善的老年人，其原工作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应当与在职职工同等对待。”的规定办理。
第七条 单位自筹资金建造、购买的住房，有关单位、领导部门和个人不得私自截留、提取，不得以任何借口索取房源。
第八条 严禁行政、事业、企业（不含三资企业）单位动用各种外汇（包括调剂外汇）购买商品房。外汇管理部门、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各种售房单位，以及房地产管理和交易机构，要严格把关，不得为其办理手续。
第九条 严禁任何人私自动用公款为领导干部购买住房。
第十条 住房分配必须发扬民主、公开进行，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一条 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是负责住房分配工作的机构。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成员由行政、工会协商提名，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以下简称职代会）通过后产生。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成员包括行政、工会、职工代表等各方面人员，其成员必须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办
事公道，并为群众信任。
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应民主协商产生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负责单位的住房分配工作。
第十二条 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根据有关规定和本单位实际情况，提出分房办法，企业并需提请职代会审议决定。分房办法经职代会审议决定后，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变。
第十三条 根据职代会审议决定的分房办法，由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会同行政住房管理部门负责实施。企业由职代会民主管理小组负责检查、监督。
第十四条 房源和困难户调查核实情况、分房方案、初拟的分配名单都要公布，征求职工意见。正式分配名单经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讨论通过后，予以公布。
第十五条 单位行政负责人对人才引进或在工作中有突出贡献者确需优先分配住房的，可提出意见，经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讨论同意后予以解决。
第十六条 上级主管机关管理的领导干部，分房条件和标准由上级主管机关制订。对提职不满两年者，按提职后的标准分配住房的，要从严掌握。
第十七条 上级主管机关管理的领导干部的住房分配，必须按规定程序办理。即由本人向所在单位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提出申请，由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按有关规定和调查核实情况提出意见，并报上级主管机关审批同意后，才能分配。
第十八条 在住房分配中，各级领导部门和领导干部不得徇私情、打招呼。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不准利用职权多分房、占好房。对住房分配中违反本办法的人员，各级主管领导部门及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及时严肃处理。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上海市住房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1991年4月29日
披上“马甲”不能忘却责任

张雨林


2006年的中国网民，受到了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海外媒体给在网络发泄暴力情绪的部分中国网民冠以“网络暴民”称号。网络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变成了一场群体的道德讨伐。网民的某些不当言论不仅违反了道德标准，甚至逾越了法律底线。网络言论中，不乏一些人，以非理性、非道德的观点来谴责、批评非理性、非道德的事件。当我们以网络舆论这种自身就缺乏监督的机制来监督政府、社会、他人的行为时，是否应当考虑此种监督的有效性与公正性？

强调权利但不能淡化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某些网络言论的观点是客观、公正的，这使得民意能够借助网络传播迅速成为强势舆论，对事件的发展、问题的解决、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亦不可否认某些情绪化、偏激性的观点不仅阻碍了问题的解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给国家、司法、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

如果不对网民言论加以引导、监督，那些隐藏在正面舆论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必会被忽视，甚至被漠视。当法律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其权威性必将遭受质疑。这将直接对法制体系的完善、法治社会的建设造成冲击；且若形成情绪型舆论或负面舆论，其社会危害性更无法预测。这种社会危害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还很可能让普通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从而引发信任危机或增加民众激进情绪，使社会公信力的成本代价增大。

目前，网络言论处于匿名性与虚拟性交织的状态，发言者不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部分网民很少质疑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进行成熟的思辨，仅凭主观臆断对信息发表意见，带有很严重的感情色彩，易导致真相的掩盖、言论的失实。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言论自由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前提下的自由。网络言论自由应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底线。

在不应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高帽”下，法律规制步入困窘之地。我们必须明确：强调权利的同时不能淡化责任。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纯粹的自由，需要对它加以限制，以防止因权利滥用对国家、社会或者他人造成侵害。而且，我国网络道德规范框架尚处于雏形之中，自下而上的自律体系的形成也需要法律来保驾护航。

网络机制有待健全

在网络匿名状态下，个体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不被标识，匿名表达的“马甲”，使得有些人有恃无恐。当个体融入群体后，“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又让其认为自己的放纵行为不会受到惩罚。在法律约束力低下与惩罚机制缺失的状态下，有些人任意“天马行空”。现阶段，实施网络实名制尚不具备客观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消除法律对网络信息监管的盲区，完善法律条款，对网络言论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现行法律中某些条款为原则性，缺少惩罚性措施，可以考虑在实体性法律中增加相关规范：扩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涵盖范围，令其能覆盖到“网络情绪型舆论”；对《刑法》的某些条款进行扩展，规范网络传播危害信息、虚假信息的行为。加大侮辱罪及诽谤罪的处罚力度，惩罚及预防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不法行为；在《民法》体系中，将隐私权从名誉权的保护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人格权加以直接保护。

在传统媒体中，缺乏民众表达意见和情绪的空间。网络言论表达了人们对社会不公平、丑恶现象的谴责、批判、不满，它的正面作用必须肯定。只是有些人对事物的判断牵扯进个人私利，令它变成宣泄的工具。网络言论需通过网络平台才可以表达、传播；所以，规范网络服务商行为成为必然选择。我们应当在法律上明确网络服务商的实体责任，如：应在显著位置提示网络用户在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发言的义务；其对含有明显违法内容、侵权内容的言论立即停止传播并及时删除，同时保存有关记录的义务；提供侵权人的真实信息与相关证据的义务。现行法律对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采取的是“避风港原则”，而且如何证明网络服务商没有及时履行删除义务是一大难题，这不利于被侵权人寻求救济。

网络中，个体的力量十分微薄。当个体权利遭受不当言论侵害作出反应时，侵权人早已消失在虚拟世界中，或者个体直接面对强势群体。如果由相关的全国性行业协会设立网上违法、侵权案件协查机构，或许更利于弱势状态下的个体寻求救济。同时，可以采取必要的言论引导措施，如：大力开展与网络言论相关的普法教育、道德教育活动，提高网民素质；发挥资深媒体的导向作用等。

值得一提的是：限制言论自由不同于管制言论自由，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限制与管制的一字之差，体现的却是宪政国家与专政政府的本质不同，是民主与专制的天壤之别。

网络，本寄托着民意表达、舆论监督的重任与希冀，现在却成为道德与法律难以抵达的荒芜地带。在网民高呼言论自由权口号、高举道德标准大旗的背后，是网络言论权利本位的无限扩张和义务本位的阶段性缺失。而这一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是推进民主进程和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本文载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 2006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