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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犯罪方法罪，是指用语言、文字、动作、图像或者其他方法，向他人传授实施犯罪的具体经验和技能的行为。本罪是简单罪状，刑法对于该罪行为内容的规定仅仅是“传授犯罪方法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传授”词性为动词，意思指把学问、技艺教给别人，如传授技术、经验等。要科学把握该罪的行为内容和停止形态，必须正确理解“传授”这一概念具体、准确的含义。

1.传授的方式。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口头讲解、身体示范、观摩影像，公开或秘密的，当面或者转授的，一人传授一人或多人，多人传授一人或多人等。这里，关于传授方式的理解，应注意两点：

第一，强制、胁迫等方式可以成为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案例—[第651号]李祥英传授犯罪方法案——强迫他人学习犯罪方法后，胁迫其实施犯罪，应如何定性（以下简称李祥英案）。该案解决了笔者当初思考本罪的一个疑问，就是犯罪方法的传授是否可以以暴力、胁迫的方式进行，因为这样的方式本身并不常见，不易发生，而最高人民法院用实际发生的案例表示了支持。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本罪在实际生活中传授方式的多样性。

第二，网络媒体的介入，导致新型传授方式的出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犯罪方法也不例外。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平台传授犯罪方法，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审结的利用感冒药制造冰毒一案，犯罪人王某利用网络传授制毒的方法最终获刑。利用网络媒体传授犯罪方法的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黑客学校。这些黑客学校的授课内容几乎囊括了各种病毒、木马制作技术和各种网络攻击技术，是造成当今计算机犯罪愈演愈烈不可忽视的原因。对于利用QQ或QQ群等即时通讯软件或者电子邮件、网络论坛等方式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对其中属于本罪行为内容的，应当进行有效的规制。

2.传授的具体犯罪的范围。目前，学界已趋于形成一致的观点，即传授的具体犯罪的范围只能是直接故意犯罪，而不包括间接故意犯罪、过失犯罪。

3.传授的态度，分为主动传授与被动传授。主动是指不待外力推动而行动，被动是指待外力推动而行动。具体到本罪中,外力则是指非基于传授者本人意愿或意志的外在力量，如被传授人的影响、第三人的推动等。传授者的态度差别，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笔者认为，传授者的态度问题影响到传授人与被传授人的人身危险性的认定，进而影响到刑罚的量定。按照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同样的条件下，主动传授者的所判刑罚应该重于被动传授者。之所以这样认定，在于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虽说是社会法益，但其中也牵扯到被传授人的个人法益。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概念“被害人的承诺”。被害人的承诺，是指法益主体对他人以特定方式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法益的行为所表示的允许。被害人的承诺在某些情况下是刑罚处轻事由，即被害人的承诺不否定犯罪的成立，但是，对所成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日本刑法中，具有被害人的承诺而将被害人杀死的行为，只成立承诺杀人罪，而不成立普通杀人罪，这种意义上的被害人承诺，因为不只是涉及个人法益，也涉及社会法益，只是部分的承诺，不具有全部的效力，是不完全的被害人承诺。同样，传授犯罪方法罪侵害的法益是社会法益，但也涉及被传授人的法益，在被动传授的关系中，传授人的传授行为可能源于被传授人的央求、引诱甚至是强迫等。在这种关系中，被动传授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远小于主动传授人，应当在定罪量刑时得到相应的体现。

4.传授的对象。传授的对象即所传授的犯罪方法针对的具体人。对于传授对象的范围，学界有着两种观点：一、从犯罪对象上来说，本罪的对象则没有这种限制，不论向何人传授犯罪方法都构成本罪。二、对被传授人的年龄并不要求必须达到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即使未达到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只要具有一定的接受能力，行为人对其传授犯罪方法的，就可以构成本罪。相比较这两种观点，可以得出第二种观点是对第一种观点的范围的缩小。依据第一种观点，即使向完全没有辨认与控制能力的人传授犯罪方法也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其实这是为了惩罚传授人而最大化的扩大了对象范围，具有立法时鲜明的时代印记。而第二种观点，则做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在刑事责任能力之外引入“接受能力”的概念，作为判断传授对象的标准，不再是一切对象，这样也就排除了完全无辨认或控制能力的对象。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了，“接受能力”这一概念本身就需要界定，需要参考的因素也很多，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标准不易统一。

依笔者拙见，应该继续沿用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但必须做出改变，就是本罪针对不同的传授对象而发生时，做出定罪量刑方面的变化。原因在于，这里牵扯“传而未受”“传而受不了”的问题，即由于传授人的原因，传授的犯罪方法的信息并没有真正发出或清晰地发出，导致无法接受；又或者由于被传授人的原因，接受信息的能力缺乏或者不完善，导致信息毁损。这样的情况，从被传授人的角度看,他是否学会,是否犯罪,其主观意志是决定因素,所以对造成的危害不能仅让传授人负责。我国的刑法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行为刑法，导致了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关心程度偏低，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传授人确实具有犯意的主观恶性，但诚如以上观点所言，犯罪是否实际发生主要取决于被传授人的主观恶性。行为人刑法的理论强调对社会造成威胁的，并不仅仅是法律已将其上升为犯罪的那些反社会的行为；对社会造成威胁的，还有（也许主要是）那些以其行为表明具有反社会性格的个人。因此，如果仅仅致力于解决犯罪行为的问题，就等于仅仅是治理恶之表，而不追究恶之因。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南省司法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司法行政系统警车管理使用暂行规定》的通知



湘司发〔２００７〕１３１号
各市州司法局，省直监狱、劳教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警车的管理和使用，针对我省司法行政系统的实际情况，特制定了《湖南省司法行政系统警车管理使用暂行规定》，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司法行政系统警车管理使用暂行规定》


湖南省司法厅
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湖南省司法行政系统警车管理使用暂行规定


　　根据新修订的《警车管理规定》（公安部第８９号令）和公通字〔２００７〕５７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警用车辆的管理和使用，特制订本规定。
　　一、警车是监狱、劳教管理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用于执行紧急任务和处置矛盾纠纷的机动车辆，各单位及个人不得使用警车从事非警务活动。
　　二、警车车身必须按照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规定涂装２００４式警车外观制式（含“司法”字样），禁止随意更改警车外观制式的字样和图案。
　　三、警车必须安装固定式警灯、警报器，其安装必须符合国家《车用电子警报器要求和使用方法》的规定。
　　四、监狱、劳教单位警车只能用于追捕和押解罪犯、劳教人员，狱内侦查，警戒巡逻，应急处置，后勤保障以及其他直接为改造罪犯、劳教人员服务的管理工作；司法行政机关警车只能用于处置突发事件、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及其他相关工作。
　　五、警用大货车、大客车只能用于押送罪犯、劳教人员，运送罪犯、劳教人员生活、改造物资，运输监狱、劳教企业生产原料和产品；警车不得运送易燃易爆产品，不得参加社会营运，更不能从事非法营运，凡有上述禁止事项，一经查出，违规车辆将改为民用车辆使用并进行其他相应处罚。
　　六、警车不得借给非警务单位使用，不得出租给个人使用，不得用于载客、运输以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凡经发现，将取消单位违规车辆警牌，并追究当事人责任。
　　七、警车在执行追逃、押送罪犯和劳教人员、处置突发事件等紧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但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凡明令禁止鸣放警报器的区域，不得使用警报器；执行日常公务和非紧急性公务时不得使用警报器。
　　八、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警车牌证，严禁将警车牌证转给非警务单位或个人使用；严厉打击警车管理和使用过程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对单位和个人利用警车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惩处。
　　九、警车应当由使用单位安排的专职驾驶员驾驶，驾驶警车必须按规定着制式警服，并携带人民警察证；聘用警车驾驶员必须按照湘司发〔２００６〕８４号文件规定，由交警总队统一发给警车内驾车准驾证；警车驾驶员不得驾驶警车从事非警务活动；非警务人员严禁驾驶警车，一经发现，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和单位领导的责任。
　　十、各单位要建立健全警车管理制度和警车派遣、使用登记制度，完善警车专职驾驶员教育培训制度，树立驾驶员文明行车、安全行车、依法行车意识，培养驾驶员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的法制观念和职业道德；对警车专职驾驶员要进行定期的考查考核，凡考查考核不合格的警车驾驶员一律予以调换，以维护人民警察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良好形象。
　　十一、湖南省司法厅计财装备处是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警用车辆的管理部门，市州司法局计财装备科，省直监狱、劳教单位办公室负责本市州司法行政系统、本单位警车的管理和使用。省司法厅警车管理部门有权对本系统警车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督查，有权对违反警车管理和使用规定的单位进行查处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