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3月23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自2000年5月1日起施行。《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在重庆市辖区停止适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和公民，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有关残疾人事业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划的实施工作，协调解决残疾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日常工作由同级残疾人联合会承担。
第四条 本市各级残疾人联合会，代表残疾人的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团结教育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
残疾人联合会履行人民政府赋予的职责，开展残疾人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发展和管理残疾人事业。
第五条 残疾人必须遵守法律，履行应尽的义务，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残疾人应当发扬乐观进取精神，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有所增加。
市和区、县（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应将本级留存的社会福利基金，按不低于百分之十的比例用于发展残疾人事业。
鼓励社会捐资助残。
第七条 区、县（市）残疾人联合会根据国家规定的残疾人标准发放残疾人证。残疾人凭残疾人证享受国家和本市对残疾人的各种优惠政策和福利待遇。
第二章 康复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措施预防残疾的发生和发展，有计划地开展残疾人的康复工作，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康复任务。
第九条 卫生部门应在医疗单位设立康复机构，开展康复医疗、康复训练和康复研究，培养各类康复工作专业人才。
市和区、县（市）卫生、民政等部门应组织指导开展残疾人社区康复工作。
支持、鼓励社会兴办残疾人康复设施。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和扶持残疾人康复器械、生活自助用具、特殊用品和其他辅助器具的研制、生产、供应和维修服务。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和社会资助建立的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服务站（点），工商、税务等部门应给予扶持。
第三章 教育和职业培训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逐步完善残疾人特殊教育体系。
各级人民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和征收的教育费附加收入，应按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残疾人特殊教育。
第十二条 支持、鼓励社会兴办残疾儿童的幼儿园（所、班）。
普通中小学应逐步提高残疾少年儿童的入学率。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家庭确有困难的，应当酌情减免杂费和其他费用。
普通高级中等学校、高等院校、成人教育机构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创造条件，开办残疾人大中专班、中技班和职业培训学校。各级教育、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所在单位、社会办学机构对残疾人开展扫除文盲、职业培训以及其他形式的成人教育。
第十四条 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和从事手语、盲文翻译的人员，享受国家规定的特殊教育津贴。从事特殊教育累计满十五年并在特殊教育岗位退休的，其享受的特殊教育津贴计入退休金。
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和从事手语、盲文翻译的人员工作满十年以上的，发给特殊教育荣誉证书。
第四章 劳动就业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采取优惠政策和保护扶持措施，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安排残疾人就业。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自愿就业的残疾人，按比例安排就业。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都应按不少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百分之一点五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承担帮助残疾人就业义务。
第十七条 鼓励、支持兴办和发展残疾人福利企业或其他福利事业，为残疾人就业提供条件。
残疾人福利企业事业单位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第十八条 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自愿合伙从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残疾人申请从事个体经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优先核发营业执照；有关主管部门适当减免管理费，并在经营条件等方面给予照顾；税务部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减免税。
各级人民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应组织和扶持农村残疾人从事各种适宜的生产劳动，有关部门应在生产服务、技术指导、农用物资供应、农副产品收购和信贷方面给予支持，并按国家规定减免税、费。
第十九条 国家安置的伤残军人，有关单位不得拒绝接收。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残疾毕业生就业时，应与其他同类毕业生同等对待，有关单位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接收。
第二十条 卫生、公安、工商、劳动、人事等行政管理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盲人按摩机构管理、职业资格评定、注册执业等办法，逐步建立盲人按摩行业指导服务网络，加大盲人就业工作力度，拓展盲人的就业渠道。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创造条件，合理安排残疾职工的工种、岗位和工作任务。
残疾职工在转正、定级、升级、技术职称评定、干部聘用、劳保福利、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等方面，享有与本单位其他职工同等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录用残疾职工，应签订劳动合同，不得因残疾开除、除名、辞退残疾职工。
第五章 文化生活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残疾人的文化、体育活动，有计划地发展供残疾人活动的文化、体育、娱乐场所。
第二十四条 文化、体育、民政等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应积极组织指导残疾人开展文化、娱乐、体育等活动，发现和培养残疾人文艺、体育优秀人才。
文化、体育行政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定期举办残疾人文艺演出和残疾人体育运动会，当地财政部门应在经费方面给予支持。
残疾职工参加县级以上组织的文化、体育活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不得扣减其工资和福利待遇。
第二十五条 文化、体育、娱乐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的管理部门和经营单位应为残疾人参与活动提供优惠和便利。
文化、新闻出版单位应组织编纂、出版反映残疾人生活的读物。市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应开播残疾人节目。市级电视台应开办手语电视节目，在部分影视作品中应增加字幕解说。各区、县（市）广播电视台（站）可根据情况开办电视手语节目，开播残疾人节目。
市和区、县（市）图书馆应向聋哑、盲人借阅盲文及有声音像读物。
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免票进入公园、展览馆、博物馆参观、游览。
第六章 福利与环境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做好残疾人优惠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工作，逐步建立残疾人救济、福利、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残疾人服务设施，为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创造良好环境，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
第二十七条 对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人或赡养人又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属城镇居民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救济或者送社会福利院供养；属农村村民的，按照国家《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规定供养。
城镇居民残疾人家庭人月均收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下的，政府有关部门应按规定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残疾人享受市和区、县（市）以及乡、镇政府规定的减免义务工、公益事业费和其他社会负担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八条 残疾人所在单位和社会福利企业应按政府规定为残疾人办理社会保障。残疾人无工作单位的，其监护人应帮助残疾人办理养老和疾病医疗等保险。保险公司应为残疾人投保提供便利。
第二十九条 铁路、民航、公路等交通部门，卫生医疗机构、公用事业、商业等单位应为残疾人购票、医疗、购物、房屋修理等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务。
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应给予方便和照顾；其随身必备的辅助器具，准予免费携带。
盲人免费乘坐本市公共汽车、电车、渡船、扶梯、缆车。盲人读物邮件免费寄递。
残疾人专用车在公共停车场所免费存放。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免费进入收费的公共厕所。
第三十条 法律服务机构应为残疾人提供优先、优质、优惠的法律服务。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对象及范围的，司法行政部门应指定法律服务机构承担法律援助工作。被指定的法律服务机构应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
第三十一条 残疾人因生活自理困难需要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扶助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给予其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户口迁移、住房等方面的照顾。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纳入基本建设审批内容，制定相应规定，推广无障碍设施。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公共设施和住宅小区，规划、设计、建设等部门应按规范进行规划、设计、施工。对现有的城市道路、公共设施和
住宅小区，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地按照规范进行改造。
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加强管理、保护和维修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公共设施，保证正常使用。
第三十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和公民，要积极参与“全国助残日”及“国际残疾人日”、“国际盲人节”、“国际聋人节”等活动，帮助残疾人解决实际困难，为残疾人服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对责任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
（一）拒不招收符合国家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的；
（二）违反有关规定拒不接受残疾毕业生、拒绝安置残疾人就业的；
（三）无正当理由辞退、开除残疾职工、学生的；
（四）不按照《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规划、设计、施工的；
（五）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情形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由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予以警告或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可按日加收欠缴金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当事人对处罚和限期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缴纳罚款、履行限期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残疾人联合会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予以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歧视、侮辱、伤害、虐待、遗弃残疾人的；
（二）不依法履行抚养、扶养、赡养残疾人义务和监护责任的；
（三）破坏、损毁供残疾人使用的公共设施的；
（四）挪用、侵占、贪污残疾人事业经费、募捐款物的；
（五）其他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0年5月1日起施行。
2000年3月23日
2012年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活跃、成果丰硕的一年。为促进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携手,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的意义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要求。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这是我国第一次在部门法律中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的意义,有学者认为,首先,将其明确作为刑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整部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起到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其次,也会带动其他某些部门法的制定或修改时更加重视贯彻“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宪法原则。也有学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既是落实宪法要求的体现,也是给“惩治犯罪”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特别是给刑事诉讼中的公权力“系好安全带”。有学者总结,修改后刑诉法在加强人权保障的指导思想下,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措施:改革完善辩护制度,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完善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进一步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强化检察机关保障人权的法律监督职能。
总之,大家普遍认为,修改后刑诉法明确地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并通过修改、补充和完善相关具体制度和程序,加强刑事诉讼活动中对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的规制和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护,增强诉讼的透明度和对抗性,翻开了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和民主司法的新篇章,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史上新的里程碑。
二、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
辩护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围绕刑诉法修改关于辩护方面的新规定及其落实,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学者认为,关于律师法与刑诉法相互冲突的问题,在修改后刑诉法中大体得到解决。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人的责任”给予重新定位,确立了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的辩护格局;明确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并完善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对传统刑事辩护理论提出挑战。“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才是辩护活动的真正归宿。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量刑程序改革的兴起,中国的刑事辩护逐步具有了包括“无罪辩护”、“量刑辩护”和“程序性辩护”在内的多元化辩护形态。
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的问题,学界存在较大争论。有学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第36条在列举辩护律师侦查环节的职能时并未明确律师有无调查取证权,加之修改后刑诉法第41条在此次修法过程中没有变化,此外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表明律师在侦查环节没有调查取证权。另有学者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后,侦查阶段的律师已具备辩护人身份,刑诉法第33条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地位,据此按照第41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当然具有调查取证权。此外根据第40条也能佐证上述观点。还有学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规定并不清楚,在此情况下,从有利于被追诉人原则出发,应当解释为辩护律师有权进行调查取证,但调查取证权的范围有所限制。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也是此次辩护制度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首先,在援助对象上,从原来法定法律援助的三种人扩大到五种人,增加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其次,在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上,由原来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最后,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将“法律援助的责任”从过去由律师承担改变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有学者评价,尽管此次修改距离解决现实需要仍有较大差距,但毕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事业仍应不断完善。
三、关于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石,也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刑诉法修改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作了重要完善。其中,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解决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等内容,均是证据部分修改的重点。学界普遍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所作修改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新规定,既是立法修改的重点,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关于证明责任问题,修改后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刑诉法中明确证明责任的分担。然而,关于立法中使用了“举证责任”而非“证明责任”,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的核心是结果责任,而非行为责任。从举证行为看,能够驱动举证行为的可以是责任规范,也可以是权力规范。因此将“举证责任”改为“证明责任”更为适宜。
关于证明标准问题。修改后刑诉法第53条增补了第2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是我国通过立法方式对刑事证明标准中“证据确实、充分”作出进一步解释。有学者分析,其中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能够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修改后刑诉法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我国尚不存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的现实条件和程序保障。将“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等同,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尤其在死刑案件中,可能使司法人员产生证明标准降低的误解。
四、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范适用
规范侦查行为,提升侦查能力,是修改后刑诉法在完善侦查程序方面的主要内容。侦查程序的完善在强化权利保障的同时加强权力制约,着重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取证行为。同时,出于侦查犯罪的需要和加强程序规制的考虑,在“侦查”章中增设“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从第148条至第152条对技术侦查、隐匿身份的侦查以及控制下交付三种特殊侦查手段作出规定,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首先,对技术侦查规定立法的整体评价。有学者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侦查程序所做调整中,最大的一项变化就是将技术侦查措施正式写入法律。该项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技术侦查这一敏感、重大的公权力开始由政策管理转向法治管理,是“政策技侦”向“法治技侦”转型的重大开端,具有历史性进步。从检察机关视角看,技术侦查措施的增加为今后的侦查工作提供了更多选择取证方式的机会,有利于减轻检察机关对口供的依赖,为获取更多物证、书证创造条件。但是,有学者指出,修改后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采用了一些诸如“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等模糊用语。因此,在政策与法律双重规制的现实情况下,技术侦查权的行使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同时,仍需依赖政策调整。
关于自侦案件中检察机关是否有秘密侦查权的问题,存在争议较大。有人认为,赋予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秘密侦查权是必要的,有利于打击贪腐犯罪。对此有学者表示反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检察机关不享有秘密侦查权:首先,刑诉法规定秘密侦查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的这一表述本身意味着秘密侦查不适用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其次,从刑诉法的表述上看,虽然“侦查机关”的表述涵盖了检察机关,但是关于秘密侦查部分并未涉及检察机关。最后,以情理、法理、案件的需要来论证检察机关是否有秘密侦查权缺少法律依据,法律未授予的公权力不得行使。折中论者则认为,秘密侦查权能否适用于自侦案件,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五、关于强制措施的适用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乎国家权力行使和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有学者评价,修改后刑诉法对强制措施作了大幅修改,完善了强制措施的基本内容,强化了强制措施体系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在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之间加以平衡,其进步意义重大。
有学者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使审查逮捕中的几项工作发生较大变化,其中尤以审查逮捕条件中的“逮捕必要性”为最。针对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的问题,修改后刑诉法将原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为五类具体情形。为保证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增加规定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规定。对逮捕条件的细化和审查批捕程序的完善,特别是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将给检察机关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挑战。
此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中和修改后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修改后刑诉法将监视居住定位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规定了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并明确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定性以及适用条件、法律后果问题,学界存在一定质疑。有人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法律性质上不同于通常的监视居住,也区别于其他羁押性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事实上成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种类。修改后刑诉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尚不够具体,给办案机关留下过大裁量空间,容易导致滥用。为此,建议进一步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强制措施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采用“准司法化”的适用程序、细化适用条件,以确保适用的慎重性、妥当性。
六、关于庭前审查和准备程序的改革
审判阶段是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和判处刑罚的关键阶段,其改革完善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重头戏,涉及内容广,修改条文多,改革力度大。主要分为对现有程序加以完善和增设特别程序两大部分。
关于卷宗移送制度的改革。修改后刑诉法第172条规定,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法院。有观点认为,这一修改恢复了1979年刑诉法规定的“卷宗”移送方式。针对这一观点,有学者指出,此番修改并非对1979年刑诉法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对司法实际反思的基础上作出的更为理性的选择:首先,由于修改后的卷宗移送制度不提审被告人、不在庭前审查阶段调查核实证据、法官不在庭前对案件进行实质处分,由此将可能产生的法官预断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其次,修改后刑诉法第38条赋予辩护人在审前阶段可以看到全部卷宗材料的权利,有力保障了辩方的先悉权;最后,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相关配套制度,可以防止卷宗移送制度重回1979年刑诉法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