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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9年11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二○○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释〔2009〕20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9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6次会议通过）

　　为规范行政许可案件的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际，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以及相应的不作为，或者行政机关就行政许可的变更、延续、撤回、注销、撤销等事项作出的有关具体行政行为及其相应的不作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未公开行政许可决定或者未提供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记录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仅就行政许可过程中的告知补正申请材料、听证等通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导致许可程序对上述主体事实上终止的除外。

　　第四条　当事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提起诉讼的，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机关为被告；行政许可依法须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当事人对批准或者不批准行为不服一并提起诉讼的，以上级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行政许可依法须经下级行政机关或者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初步审查并上报，当事人对不予初步审查或者不予上报不服提起诉讼的，以下级行政机关或者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为被告。

　　第五条　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统一办理行政许可的，当事人对行政许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以对当事人作出具有实质影响的不利行为的机关为被告。

　　第六条　行政机关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前款“法定期限”自行政许可申请受理之日起计算；以数据电文方式受理的，自数据电文进入行政机关指定的特定系统之日起计算；数据电文需要确认收讫的，自申请人收到行政机关的收讫确认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作为被诉行政许可行为基础的其他行政决定或者文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

　　（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三）超越职权；

　　（四）其他重大明显违法情形。

　　第八条　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与被诉行政许可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第三人对无法提供的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也可以依职权调取证据。

　　第三人提供或者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行政许可行为合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许可案件，应当以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后实施的新的法律规范为依据；行政机关在旧的法律规范实施期间，无正当理由拖延审查行政许可申请至新的法律规范实施，适用新的法律规范不利于申请人的，以旧的法律规范为依据。

　　第十条　被诉准予行政许可决定违反当时的法律规范但符合新的法律规范的，判决确认该决定违法；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案件，认为原告请求准予许可的理由成立，且被告没有裁量余地的，可以在判决理由写明，并判决撤销不予许可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

　　第十二条　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原告查阅行政许可决定及有关档案材料或者监督检查记录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在法定或者合理期限内准予原告查阅。

　　第十三条　被告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与他人恶意串通共同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与他人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等因素，确定被告的行政赔偿责任；被告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职责，因他人行为导致行政许可决定违法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在行政许可案件中，当事人请求一并解决有关民事赔偿问题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仅主张行政补偿的，应当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　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对变更或者撤回行政许可的补偿标准未作规定的，一般在实际损失范围内确定补偿数额；行政许可属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一般按照实际投入的损失确定补偿数额。

　　第十六条　行政许可补偿案件的调解，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律师的职责与良知
——从“李思仪”案的辩护律师说开去

李游

李思仪，这个花蕾般娇嫩而可爱的三岁女孩从这个世界上永远的逝去了。就在四个多月以前，她离开时是那样的惨不忍睹，令人感到彻骨的寒冷。
几乎每一个知道或者了解这件事的人，都无不表现出一种惋惜与同情。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人的慈悲以及对生命的重视。

在这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中，倒底谁应该为小思仪的死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已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有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吸毒手脚也不干净的母亲，疏忽大意冷漠执法的办案民警，漠不关心冷眼旁观的邻居社区以及愈发麻木势利、人情淡去的社会。
人们在无止境的指责和漫骂中寻找可怜的心理平衡。
以至于在黄小兵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合理合法地聘请的律师都变成了民众泄愤的冤大头。
生在中国的我，十分理解人们尚不习惯运用法律思维来考虑问题；但作为法学习者的我，却无法容忍大多数人以自己的道德判断以及偏见来敌视律师。
本文将就律师的职责与作为人的良知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发表一些拙见。

众所周知，当任何一个被告人被推上庄严的法庭时，我们绝不可以就此简单地作出结论：这个人是有罪的。犯罪事实与刑法的规定当然也必然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根据。
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权无疑在法官手中。而发现事实真相的过程，则由公安机关代表国家先于律师介入，再由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控诉权，在他们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和雄厚的国家资源作为保障；而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审查起诉之后才可以取得会见、取证、阅卷等权利，他们行使辩护职能依靠的仅仅是自己的法律知识技能。
这就好比律师在与公诉机关进行100米的赛跑，而游戏规则是公诉机关应当先跑50米。
在这样一场审判过程中，法官所想的是，依据在法庭上认定的犯罪事实，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对这个被推上法庭的人决定宣告无罪还是判决有罪并适用什么样的刑罚；检察官所考虑的是，如何依据现有的证据指控并充分证明这个人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律师呢，是在事实与刑法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积极而有效地维护这位被推上法庭的人的一切合法权益。

让我们来弄清楚法律赋予律师的职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辩护律师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真理只会越辩越明。控辩双方若能真正做到充分而平等的对抗，无疑对法官认清案情、发现事实真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兼听则明”，尽量减少法官裁判中的错误和不公。这样才能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与任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
然而现状令人担忧。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律师为刑事被告人进行辩护时，往往容易引起司法人员的误解、指责、常常被视为给被告人开脱罪行或给司法机关过不去、造成混乱。
其实任何一个法律人，当他处在他所从事的法律职业的角度而不是极其单纯的法律的层面上的时候，他对被推上法庭的人是否构成犯罪的看法往往是，也必然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应有的良好的职业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这种思绪方式。
所以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辩护律师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责。
否则，只会使在国家权力面前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以非正义的方式被剥夺。

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够发达的国家，律师社会地位卑微得有些无奈，在老伯性心目中的形象似乎也不太光明。
律师还会被人视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诉棍，“伶牙俐齿，颠倒是非”的伪君子，“丧失立场，助长腐败”的罪魁。
我绝不否认律师当中有那种败类，因为每个行业当中都有。许是因为他们不讲职业伦理，不守诚信的行为败外了律师的形象。这也是律师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更多道德高尚、忠于职责、业务精通的优秀律师。
由于种种原因使我们对律师形成了一种偏见。这些原因包括人类报复的本能，对人权的漠视以及奴性的历史根源。
这种偏见让我们的心灵封闭，排斥完整的资讯，真理也无法逸出。
而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律师的社会地位通常很高，尤其是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唇枪舌剑、大义凛然的形象使其在博取声名的同时也赢得了整个社会的认同。正如美国著名律师德肖维茨坦言：“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头衔能比辩护律师更崇高可敬的了。”
这需要我们对律师进行更多的了解，表示应有的尊重。

要知道法律并不是与人性无关的东西，更不是一种可以不顾社会条件任意塑造人性的东西。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前提也只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律师的良知。
律师也是人，并且可能是一个比普通人更有理性与良知的人，他也有父母、兄弟、妻儿。也许他才刚做了爸爸，面对那个鲜活雏嫩的小生命还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当他接过饿死三岁孩子这桩案件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会跟所有善良的人一样为之触动。但是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他，必须处在他从事的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进行分析思维，而不是依赖感性的道德判断。
前面已经论证，这是由辩护律师肩负的职责决定的。
因为良知不能突破规则，规则亦不能动摇于良知。如果被告人黄小兵被宣告无罪或者是被处以刑罚，我们可以说这是由规则造成的，负责的就应当是法律本身，但是如果废除这样的规则，代之以大众的良知来判断，这是否可靠呢？
毕竟人性不值得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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