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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检察权在基层检察院内部的划分和设置

斯琴巴依尔 任全辉


　　县区及县级市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检察机关最基层的工作单位，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办案任务和上级院及地方党委、政府交办落实的种种事务。当前，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中，修改和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乃是其中应有之义。那么，随着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检察权在检察机关内部必须亦应重新划分和设置，本文试图从实践的角度对检察权在基层院内部的划分和设置提出构想，以期为上级机关在对基层院机构改革规划方面提供一些参考。
　　一般而言，我国检察权的配置，包括不同级别检察院之间的权力配置、检察院内设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和检察人员之间的权力配置。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问题。事实上，基层检察院作为检察权行使的基本单位，除法律规定只能由上级检察院行使的职权外，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基层检察院都有权行使。
　　从检察权权能划分来看，基层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主要包括：对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的权力；对各类案件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监督权、控告申诉复查权等等。这些职权分别由反贪（渎检）、侦查监督、公诉、民行、控申等部门行使。
　　从检察权运行程序来划分，检察权可分为诉讼检察权和非诉讼检察权。所谓诉讼检察权是指侦查机关立案侦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检察机关对一切执法活动、审判机关诉讼活动、裁判执法活动监督的监督；而非诉讼检察权则是指对诉讼程序以外司法行政、司法执法活动（如强制收容、教育、戒毒等）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对特定主体群（主要指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预防等专项检察职能。
　　综上所述，我国基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之间的检察权配置呈现出一种平行配置的模式：在各个环节都配置了相应的检察权，各项权能互不隶属，行使各项检察权的检察官之间地位平等，各部门均可以平等地代表检察机关行使职权，在检察长的直接领导下独立行使各自的职权。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基层检察机关检察权的划分和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有的甚至已成为检察事业发展的碍障，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主要表现为：
　　其一，权能配置缺乏平衡性和连续性。由于检察权采用平行配置的模式，各项权能互不隶属，其最大缺陷就是导致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工负责有余”，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足”。在业务管理上，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和协调有效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整体监督效能的发挥，甚至出现各自为阵、监督脱节的现象。
　　其二、检察权能划分不科学、不周密，缺乏整体规划性。在各业务部门检察权配置问题上，专项权能的划分表现出两种极端性。一方面出现了各项检察权能交叉重叠的现象，甚至多个职能部门可以行使同一项检察权能，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权威性，如就侦查权而言，渎职侵权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集中在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和反贪部门，而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还分散于监所检察、民行检察等部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领域检察权行使不到位的现象，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只在诉讼法中原则地规定：“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有权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至今还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权。
　　其三，检察权划分结构不合理。目前，检察业务部门的权能划分仍是按照诉讼环节和受案范围设置的，科室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理顺，往往存在分工过细、环节过多和交叉重叠等现象，影响了检察权整体效能的发挥。在历次的检察机构改革中，行政部门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行政部门过多、行政人员的比例过高的现象不容忽视。在人员配置不变的情况下，提升了党政和服务的功能之后，相对而言就削弱、降低了业务属性和司法职能。如对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有的检察院将之作为反贪局的内设科室，有的则将其并列于其他业务部门。机构设置上的这种混乱，既不利于上下级之间开展工作，也有损检察机关的形象。
　　其四内设机构过多过滥，给基层院队伍和业务建设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力量分散，形不成战斗力。一般情况下，一个基层院的编制少的只有十几人，多的也不过百十人，因内设机构多，有的科室只有一、两个人，多的三、五个人。科室太小的最直接后果是：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任务时力量不足，闲时又无事可干，有的科室任务重，需要加班加点，而有的科室则无所事事。（2）职能交叉，重复劳动，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如政研室的调研工作，政治处的宣传工作，办公室的信息工作，在基层院完全没有分开的必要，把信息材料分属三个部门，不仅造成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又容易引发推诿扯皮，影响工作效率。（3）兵少将多，头重脚轻，助长官本位思想。机构多，科长、副科长，分管领导也随之增多，带“长”人员往往占编制数的一半还多，有的多达三分之二。一线干活的人少，二线发号施令的多。因设置有较多的带“长”位置，使一些能力、政绩平庸的干警比较容易登上“长”的职位，诱发人心对官位的热衷，更有甚者则走起了歪门斜道，败坏了检察队伍“官”风。
　　以上问题，虽反映在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层面上，但却从检察制度的整体上对检察权的发挥和检察官队伍建设构成严重影响。因此，在当前推进检察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当重新设置和划分科学合理的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为此，笔者结合基层院工作实践，提出以下构想：
　　（一）应统一规定基层院内设机构的规格。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与同级人民政府均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说明了检法两院与同级人民政府是平行的国家机关，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不能将两院等同为政府下属部门，应明确基层人民检察院为副县级单位，正职领导为副县级，副职领导为正科级，内设机构统一为副科级规格。
　　（二）应大规模的削减撤并基层院内设机构的数量，不应要求基层院内设机构与省、市院设置对应。本人认为，根据目前基层院工作任务和人员情况，设置“四局三处一队”八个单位比较适宜。
　　1、刑事检察局。该局承担目前侦查监督、公诉、监所三个业务科的工作任务。其理由是：侦查监督与公诉分设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分侦查、审查、审判三个环节足够了，没有必要再捕、诉分开进行内部制约。制约过多，重复劳动多，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不利于对案件跟踪监督和侦查指导。另外两个科室的名称叫法也缺乏科学推敲，将两个同属刑事检察工作的业务分别取名为侦查监督和公诉，不能涵盖其工作本质，在逻辑方面也存在错误，难道公诉科对侦查工作就不监督吗？公诉科对审判监督在名称上如何体现？基层院设置监所科完全没有必要，县区院一般只有一个看守所，有些区级院还没有看守所，对看守所的监督工作量很小，将对看守所的法律监督并入刑事检察中，设专人负责，有利于对个案从批捕环节到执行环节的跟踪监督，便于互通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对有监狱驻地的县区，其监督职能可收归市级院派驻检察室监督。
　　2、反贪污贿赂局。该局承担辖区内的反贪污贿赂工作。人数多的基层院在反贪局内部可下设几个办案组，不应再设办案科。
　　3、反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局。该局承担辖区内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内部也没有设科的必要。
　　4、控告申诉检察科。该局承担目前基层院的民行检察、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任务。民行检察业务其实质也是办理申诉案件，基层院人员少，案件少，没有单独设科的必要。
　　5、政工科。该处将目前基层院分设的纪检监察纳入其中，将宣传工作剥离出去。主要负责基层院政治、人事、教育培训、纪检监察、党建等工作。基层院人员少，一年甚至几年才会出一起违法违纪案事件，没有必要设专门的纪检监察机构。
　　6、秘书科。该处承担目前基层院办公室、政研室和政治处的一部分工作。主要负责文秘、宣传、统计、档案、协调等工作。
　　7、检察技术室。该处主要负责基层院计财、装备、基建、车辆、通信网络等后勤保障工作。基层院技术科应予取消，这是因为高难度的技术鉴定基层院做不了，因工作量小，也没有必要培养法医、文检、痕检、司法会计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门人才。如需要鉴定，基层院可到市院去做，对于原技术科承担的一般性拍照、录像等工作，业务科的人员完全有能力承担。对于通信网络工作，交给检察技术部门。
　　8、法警队。负责机关安全保卫，办案押解警戒工作。
　　预防犯罪科应予取消。预防犯罪是全社会的工作，作为基层院打击惩治犯罪就是最好的预防，对于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共性或个性问题，需要堵漏建制或宣讲、宣传法律的，任务由各业务局承担。
　　按照上述设想，基层院内部机构精简可达50%以上，内设机构带长职数可减少70%，分管副职也会相应减少。对富余的带“长”人员可通过提高职级的办法一次性解决。如此，基层院一线办案力量将会有较大加强，其干警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会得到充分的提高，对全面发挥检察职能，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调解制度》


主 编：常怡；
重庆出版社出版；
1990年5月版。
前　言
《中国调解制度》系国家教委，重庆市科技委小额资助项目和西南政法学院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

本书对中国调解制度的沿革，中国调解制度延续和发展的社会根源，调讶争议的原则，社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劳动争议调解、国际经济贸易及海事仲裁调解、人民法院调解及北京调解中心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纠纷调解中心的调解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证。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到全国会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为了保证本书的质量，我们于1988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调解制度》征求意见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任周道鸾，民事审判庭庭长唐德华，经济审判庭副庭长费宗韦，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栽委员会副主席、北京调解中心，秘书长、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伦敦国际仲裁院委员、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特约仲裁顾问唐厚志，中国自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科书长和北京调解中心副秘书长崔炳全，司法部人民调解司处长杜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同仲裁处处长张成泉，劳动人事部劳动力管理局争议处处长刘东升，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专家林克敏，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曹守晔，西南政法学院科研处万玉婵等参加了会议。与会各方人士认为，调解制度在我国历史悠久，又是中国的独创，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它日感兴趣，但我国迄今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和研究调解制度的专著。随着近几年来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国内出现了大量的经济争议，调解在解决这些争议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此，《中国调解制度》一书的完成和出版，就有着不言而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与会同志还对本书的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这次会议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会后，我们遵照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和认真修改。

1988年12月22日，西南政法学院和重庆出版社的有关人士在重庆召开了《中国调解制度》出版审定会议。会议认为。《中国调解制度》一书已达到出版水平，重庆出版社决定将之列入1989年出书计划。
本书能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与读者见面，是和上述有关单位的领导、专家、同仁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分不开的。在此谨表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由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教授常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贺彰好、最高人民法院郑学林撰写。常怡对全书进行了修订。

囿于掌握的材料和研究水平，书中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有关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使调解制度的研究在我国日臻深入和完善。
作者
1989年元月于重庆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调解制度沿革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调解
第二节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调解
第三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调解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调解制度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调解制度
第二章 中国调解制度延续和发展的社会根源
第一节 中国古代调解制度延续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
第二节 新中国调解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
第三章 调解争议的一般原则
第一节 自愿原则
第二节 合法原则
第三节 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的原则
第四章 社会调解
第一节 社会调解的性质及意义
第二节 人民法院信访机构的调解
第三节 律师在诉讼外的调解
第四节 公证机关的调解
第五节 乡镇法律服务所的调解
第六节 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调解
第七节 民间调解
第五章 人民调解
第一节 人民调解的性质
第二节 人民调解组织
第三节 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关系
第四节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纪律
第五节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