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商事立法及民商分立模式研究
王丹
我国法学界对于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论文通过对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的阐释，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进行了评析，主张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究竟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且直接涉及到我国商法体系与框架的建构，对于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商法调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具体阐述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任何一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无不反映了该国对民商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处理准则。因此，要准确界定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世界各国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归纳概括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体例时，我国学者大都将其区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从法典语义上考察，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一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外，还制定独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二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是将传统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归纳到民法典的相应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等。三为单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我国大陆及台湾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四为别树一帜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却有独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内容与实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别。
尽管采取民商分立制国家的商法对商事关系范围的确认广狭不一，但就其分则的内容而言，一般都包括公司、票据、海商、保险四大部分。公司法解决的是交易主体问题，票据法解决的是交易结算问题，保险法解决的是交易风险问题，海商法解决的是海上贸易问题。
这些内容虽与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却都不是商的本身。依“商”之字义，应为媒介财货交易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应为合同或契约。而民商分立国家的所谓商法不仅在分则中一般并不涉及合同问题，即使是在总则中也极少有关于合同的规定(商事活动或商行为的规定解决的是商的范围问题，而非合同问题)，合同关系均由民法调整，可见其商法的形式与内容并非名实相符。从民商分立制国家的立法实践看，基本上都是民法典制定在先，而商法典制定在后，这就决定了商法典不能重复民法典中已有的规定，而民法也无法将商法的内容融入其中。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总体上看，其性质、功能与作用当属泾渭分明。当然，决定商法与民法的分离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商法不同程度地反映着私法的公法化倾向，归根结底是由商法的对象和性质决定的。正是由于商法与民法的分离，才产生并形成了私法的二元结构。将民法典和商法典并存的私法体系称为“二元化私法体系” 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二元化私法体系， 既是民商分立的结果，也是民商分立的表现。
民商分立体制具有四个特点：1.民法典与商法典并存。从国外立法来看，既有民法典先于商法典而立法的，也有商法典先于民法而立法的。但从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看，商法法典化的起步一般要较民法为早。2.民法与商法的地位和效力不一样。通说认为：民法是普通私法，或者说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私法，而商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因此，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的原则和精神适用于商法，但在对商事关系进行调整时，商法优先于民法而适用，即“凡商法典有规定的事项应适用商法典的有关规定，至于商法典没有规定的事项，则适用普通民法的规定”〔4〕。3.在司法管辖权方面， 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商事案件在一些国家归商事法院管辖。4.在民商分立的内容方面，民法典一般规定总则、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法律行为、时效、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等制度；而商法典一般没有民法典那样系统全面的总则，并主要规定商人、商事公司及隐名合伙、商行为、票据、海商、破产、商业裁判权等制度。从调整范围的角度看，人身非财产关系是民法典的重要内容，但商法基本上不予涉及。
对于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自民国初至今，一直存有争议。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为何会在近代私法体系中出现民商分立现象，对此学者们解释不一。其实，发掘民商分立的背景和根源，不难发现，与其他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存在一样，商法的存在直接根源于其调整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除此之外，历史传统和各种现实因素也是促成这一现象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民商分立，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也是立法者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构建近代私法体系的需要。商法的独立并不取决于有无法典，商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也并不以统一法典的存在为前提。我国立法机关对于商法的技术处理采用的是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此种立法模式以客观需要、务实实用、灵活简便为原则，而不受合一与分立的影响。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制定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最主要的商事法律，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商事法律已趋完善。有的分立论者以市场经济需要商法调整为由，论证制定独立商法典的必要，这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事实上是我国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并不欠缺对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是由单行的商事法律来担负和完成的。系统的、单行的商事法律同样可以起到独立法典的作用。鉴于传统商法的组成部分相互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定独立的商法实际上只能是将业已颁行的单行商事法律整理汇编为法典，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法典编纂实无必要。如果制定这样的法典，倒不如让它们仍然以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继续存在下去更显得顺理成章。
民商分立的观点是建立在实质商法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主张在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谓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是相对于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衍生出来的概念。民商分立以制定独立商法典为其立论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法与商法的彻底分立，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则不以制定独立的商法典作为民商分立的基础，只是主张要承认商法的相对独立性，要促进我国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使之成为一个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民商分立的宗旨，是要使实质意义的商法自成体系、自成部门，反对以民法取代商法或以商法取代民法这样两个极端化的错误主张。民商分立以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分立为显著标志，因此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成就对民商分立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意义。民商分立现象是近代法典化运动的产物。商法不象民法那样存在发源于罗马法中的许多制度，而是具有不同于民事规范的许多独特规范，因而不能为民法典所取代。正因为这种“疏漏”，导致了商法典的建立及与民法典的分立，最终形成了近代法制史上的民商分立现象。民商分立的形成，由于主要取决于历史因素、法律传统和现实需要，加之尚不可能暴露出分立之后所产生的各种局限和弊端，因此在学术界几乎没有惊起波澜。但民商分立一旦成型构成一种现实的法律体制开始对社会发生作用，学术界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现了问题，于是民商合流、私法统一的学术浪潮开始在西欧国家泛起。，现代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已经超越了传统民商分立的范畴，即民商分立并不意味着需要制订一部宏篇巨制的商法典，传统商法典的老化、陈旧及其他弊端已属有目共睹。商法通过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而存在是当代商事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民商分立的新形式。
由于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已经使得民商法的关系愈加密切。所谓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是指随着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互相渗透或交融，民法规范吸收了许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充到商事领域，与此相适应，由于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变成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的法律，从而使得商法规范具有民法规范的特征。民商法同属现代私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商法同属私法范畴（尽管商法已经具有公法化特征），但民法与商法在其法律表现形式和作用范围方面仍各自具有独立性。我们强调民法与商法的相互渗透与同化，主要是表明两者的内容相互交叉和接近，两者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别日益缩小，两者的功能日益趋同。但是，这并不是说民法与商法已融为一体，彼此不再独立存在。无论如何，民法在当代私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动摇的。虽然民法已经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后的民法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而不可能变成商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法在充实了现代商事关系的规范后将变得更顺应时代的需要，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调整将释放出更强大的能量。为积极倡导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论，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坚持商法的独立性。，私法二元结构的生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法相对独立的基础。渊源于贸易本位的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等，是商法特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其本质是资本谋求价值增殖的活动，资本的运动使商具有了营利性和经营性特征，从而构成了商法有别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商事交易具有区别于民事交易的巨大差异，表现在交易主体从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体从特定物到种类物，交易目的从对标的物的实际利用到转卖营利，交易过程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交易对价从等价到不等价，交易链由短到长，交易特点从随机性到营业性，交易条件从任意到定型。商事交易所表现出来的与民事交易不同的特点，蕴涵着商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并要求用商法规范予以特殊保护。在“私法二元化”的结构下，商法的独立性应当得到起码的承认和尊重，任何企图以民法取代商法的观点，都是对“私法二元化”结构的人为破坏，“私法一元化”无力完成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强调商法独立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商法与民法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重蹈“民法商法化”之覆辙。
其次，坚持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还必须勇于进行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适应对统一市场的法律调整，应当适时地提出制定《商法通则》(或《商事通则》)的立法建议，以实现商法对统一市场的全面规制，并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收纲举目张之效，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商法典在世界法制史上可以产生象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那样的划时代意义和影响力、震撼力。商法的民事化，正好反映了商法规范被民法所同化和吸纳的趋势。事实证明，要在民法典之外进行成功的商法典编纂近似于天方夜谭。特别是在商法规范大量脱离传统商法典而独立存在，或新的商法规范在不依赖于商法典而纷纷涌现的情况下，编纂独立的商法典已显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构建我国的民商立法体系时，既不能模仿传统的民商分立体制，也不能一概借鉴传统的民商合一体制。这就是说，一方面，制订一部单独的商法典的思路不宜采纳；另一方面，否认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或以民法取代商法的作法同样不妥。此种状态下的商事法律，有如一个人只有四肢躯干而没有头脑，无法通过头脑的指令来驱使四肢的自如运动。意图通过制定民法典来解决商法欠缺总则的问题，只是部分学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起草中的民法典不仅不可能囊括商法分则的内容，也不可能包容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囿于自身性质的局限，民法的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如果不顾及民法自身的属性，让民法典涵盖了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那就势必造成民法的异化，使民法典变得不伦不类。据此，解决单行商事法律缺少总则统率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民法，必须靠商法自身的健全与完善。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头，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规杂乱无章，缺乏统率，不成体系。此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必将误商误民误国。商务部的成立，一方面标志着我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统一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我国的商事活动将进一步与世界接轨。这就要求首先必须统一法制，因为只有统一法制才可能统一市场。真诚地期待着新组建的商务部能够协助国家的立法机关担当起统一商事法制的神圣使命，当务之急就是要研究并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私法体系，应当以民法作为基本私法，以具有部门法性质的单行民法、单行商法作为主干，以众多的民事、商事特别法作为辅助而构建（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应当及时制订统一的民法典，进一步制订和完善各种单行的民事、商事立法，早日形成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统一而严谨的私法体系。论证《商法通则》的制定，尽快改变商事法律群龙无首的局面，为统一商事法制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政府 新加坡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以下各称“缔约一方”），
愿为两国间的进一步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为一国国民和公司在另一国领土内的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认识到，鼓励和相互保护这类投资将有助于激励国民和公司经营的主动性和增进两国的繁荣，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 义
本协定内：
一、 “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允许的各种资产，主要是：
（一） 动产、不动产和其它任何财产权利，如抵押权、使用权、留置权或质权；
（二） 公司的股份、股票、债券和类似利益；
（三） 金钱的所有权或具有经济价值的任何合同的所有权；
（四） 著作权、工业产权（如发明专利、商标、工业设计）、专有技术、工艺流程、商名和商誉；
（五） 法律赋予或通过合同而具有的经营特许权，包括自然资源的勘探、耕作、提炼或开发的特许权。
二、 “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产生的金钱收益，包括利润、利息、资本利得、分红、提成费或费用。
三、 “国民”一词：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按照其法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个人；
（二） 在新加坡方面，系指在新加坡共和国宪法意义内的新加坡公民。
四、 “公司”一词：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根据其法律在其领土内组成或设立的公司或其它法人；
（二） 在新加坡方面，系指通过有效法律在新加坡共和国组成、设立或登记的公司、企业、社团或组织，而不论是否为法人。
第二条 协定的适用
一、 本协定只适用于：
（一）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投资，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机构书面专门批准，并按此条件，认为合适的新加坡共和国的国民和公司进行的全部投资。
（二） 对在新加坡领土内的投资，是由新加坡共和国政府指定的机构书面专门批准，并按此条件，认为合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和公司进行的全部投资。
二、 上款规定适用于本协定生效前和生效后缔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进行的全部投资。
第三条 促进和保护投资
一、 缔约任何一方在其领土内，应鼓励并为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公司在符合其经济总政策条件下进行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 依照第二条批准的投资，应根据本协定给予公正和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第四条 最惠国条款
除第五、六和十一条外，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根据第二条规定允许在其领土内的投资或收益所给予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第三国国民和公司的投资或收益的待遇。
第五条 例 外
一、 本协定关于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和公司的待遇的规定，不应解释为缔约一方有义务因下述原因所产生的待遇、优惠或特权而给予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
（一） 任何地区性的海关、金融、关税或贸易方面的安排（包括自由贸易区）或可能导致实施这类地区性安排的协议；
（二） 与同一地理区域的第三国或其它国家意在专门项目范围内进行经济、社会、劳务、工业或金融领域的地区性合作的安排。
二、 本协定的规定不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领土内的税收事项。该类税收事项应受缔约双方间的避免双重税收条约和缔约一方国内法律的管辖。
第六条 征 收
一、 缔约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措施或其效果相当于征收、国有化的其它措施，除非这种措施是为法律所准许的目的、是在非歧视性基础上、是根据其法律并伴有补偿，该补偿应能有效的实现，并不得无故的迟延。该补偿应受缔约一方法律的制约，应是在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效果相当于征收、国有化的其他措施前一刻的价值。补偿应自由兑换和转移。
二、 征收、国有化的措施或其效果相当于征收、国有化的其它措施的合法性，应受影响的国民或公司的要求，可由采取措施的缔约一方的有关法院以其法律
规定的形式进行审查。
三、 如缔约一方对在其领土内的任何地区按其有效法律设立或组成的公司的财产进行征收、国有化或采取与征收、国有化具有相当效果的其它措施，而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上述公司内又占有股份，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保证适用，以确保给予缔约另一方占有股份的国民或公司第一款所规定的补偿。
第七条 损失补偿
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因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或其它武装冲突、国家紧急状态、暴乱、起义或骚乱而受到损失，缔约另一方如果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其它处理方面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第八条 汇 出
一、 缔约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及在非歧视的基础上保证缔约另一方国民或公司自由转移其资本及来自投资财产的收益，包括：
（一） 利润、资本利得、分红、提成费、利息和从投资中所得的其它经常性收入；
（二） 投资的部分或全部清算款项；
（三） 根据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
（四） 与第一条第一款（四）项有关的许可证费；
（五） 有关技术援助、技术服务或管理费用的支付；
（六） 有关承包项目合同的支付款；
（七） 缔约另一方国民在缔约一方领土内与投资有关而进行工作的工资；
二、 本条上款规定不应影响本协定第六条所支付的补偿的自由转移。
第九条 兑 换 率
本协定第六条至第八条所述转移应使用转移之日自由兑换货币通用的市场汇率。如没有该汇率，则适用官方汇率。
第十条 法 律
为避免误解，兹宣布，全部投资，除受本协定管辖外，应受投资所在地的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有效法律管辖。
第十一条 禁止和限制
本协定的规定不应以任何方式约束缔约任何一方为保护其根本的安全利益，或为保障公共健康，或为预防动、植物的病虫害，而使用任何种类的禁止或限制的权利或采取其他任何行动的权利。
第十二条 代 位
一、 如缔约任何一方（或由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机关、法定组织或公司）根据本协定就其国民或公司的全部或部分投资有关的请求权而向他们进行了支付，缔约另一方承认前者缔约一方（或由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机关、法定组织或公司）有权根据代位行使其国民和公司的权利和提出请求权。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应超过原投资者的权利或请求权。
二、 缔约任何一方（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机关、法定组织或公司）向其国民和公司进行的支付，不应影响该国民或公司根据第十三条向缔约另一方提出请求的权利。
第十三条 投资争议
一、 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产生的争议应尽量由当事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 如果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当事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 第六条关于由征收、国有化或其效果相当于征收、国有化的其他措施发生的补偿款额的争议，有关的国民或公司在诉诸本条第一款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可将争议提交由双方组成的国际仲裁庭。
如果有关的国民或公司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四、 上述国际仲裁庭应按下述方式专门组成：当事双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再任命一位第三名仲裁员为主席。仲裁员和主席应在当事一方通知另一方将争议提交仲裁之日起的两个月和四个月内分别任命。
五、 如果在第四款规定的期限内未能作出必要的任命，又无其他约定时，当事任何一方均可请求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主席作出必要的任命。
六、 除下述规定外，仲裁庭应参考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签字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自行制定其仲裁程序。
七、 仲裁庭应以多数票作出裁决。
八、 仲裁庭的裁决是终局的，具有拘束力，双方应遵守裁决，并执行裁决条款。
九、 仲裁庭应陈述裁决的依据，并应任何一方的要求说明理由。
十、 当事双方应各自负担其任命的仲裁员和参与仲裁程序的费用。仲裁庭主席为执行仲裁职责的费用以及仲裁庭的其他费用应由当事双方平均负担。但仲裁庭可以在其裁决中决定由一方负担较多费用。该决定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
十一、 仲裁应尽量在新加坡进行。
十二、 本条规定不应损害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时适用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
第十四条 缔约双方之间的争端
一、 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二、 如争端未能解决，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请求，应将争端提交仲裁。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双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的第三名仲裁员由缔约双方协议任命。
三、 在收到仲裁要求之日起的二个月内，缔约各方应任命其仲裁员，其后的二个月内，缔约双方应任命第三名仲裁员。
四、 如在收到仲裁要求之日起的四个月内仲裁庭未能组成，且又无其它协议，则缔约任何一方可请求国际法院院长作出必要的任命。如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不能任命，则可请求副院长作出任命。如副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不能任命，则可请求为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国际法院资深法官作出必要的任命，并依次顺延。
五、 仲裁庭应以多数票做出裁决。
六、 仲裁庭的裁决为终局的，缔约双方应遵守和执行裁决条款。
七、 缔约各方应承担其仲裁员及其代表在仲裁程序中的费用，以及一半的首席仲裁员费用和其余费用，但仲裁庭可在其裁决中决定缔约一方承担较大比例的费用，此项决定对缔约双方均有拘束力。
八、 此外，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
第十五条 其它义务
如果缔约任何一方的立法或现有的或在本协定后，缔约双方间确立的国际义务使缔约另一方国民或公司的投资处于比本协定更为优惠的待遇地位，该地位不应受本协定的影响。除本协定的规定外，缔约任何一方应依其法律尊重其或其国民或公司同缔约另一方国民或公司就投资方面的承诺。
第十六条 生效、有效期和终止
一、 缔约任何一方应通知缔约另一方已完成其使本协定生效的国内法律程序。本协定应自缔约一方最后通知之日起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二、 本协定有效期为十五年。此后，除非本协定在最初十四年满后，缔约任何一方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应继续有效。终止通知书在缔约另一方接到后一年，方为生效。
三、 对于终止本协定的通知生效之日前的投资，第一条至第十五条的规定，从通知终止生效之日起，继续有效十五年。
兹证明，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代表签署本协定。
本协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英文和中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新加坡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魏 玉 明 李 显 龙
（签 字） （签 字）
